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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袖珍大学的巍峨荣耀

    2009-02-18 11:03 来源: 本站 访问量: 569 字号:











     



          成立于1895年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是法国大革命的直接产物。从某种程度上讲,该校正是20世纪法国左翼思潮的重要策源地和大本营。这个在校生总数只有200来人的“袖珍式”师范学校,每年的招生人数只有50来名,却在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孕育出了10位诺贝尔奖得主。进入1980年代后,随着萨特与阿隆等人的先后去世,此后的高师人,与整个法国及世界知识界一样,不再热衷于集体行动,而是以强烈的个人色彩,加入到这个越来越暧昧不明的时代氛围之中。


     


    让-保罗·萨特
    (Jean-Palu Sartre,1905~1980)
          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哲学家,存在主义文学的创始人。萨特20岁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哲学系,毕业后担任中学教师。1933年去柏林,投身于德国著名的哲学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门下深造。回国后,他在执教的同时从事写作。主要著作有: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长篇《恶心》、剧本《苍蝇》等。


    雷蒙·阿隆
    (Raymond Aron?熏 1905~1983)
          20世纪法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评论家,一直是西方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人物。1928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获哲学学士学位。1938年获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自由法国》杂志主编。他长期担任《费加罗报》专栏作家,并自1977年起任该报编委会主席。主要著作有:《知识分子的鸦片》等。


          被艾伦·布卢姆誉为“最后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雷蒙·阿隆,在1924年,经过两年预科班的“魔鬼训练”后,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近60年后,他仍然无法抑制自己的惊讶和赞叹之情。他说:“我来到乌尔姆大街?穴高师校址?雪之后,第一个反应说来几乎令人发笑,我是瞠目结舌,五体投地。时至今日,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仍然会天真地说出心里话。因为我想都未曾想过,在这小小弹丸之地,竟然聚集着如此众多的才智非凡的人物。”——当年,与阿隆同时入学的,有萨特、尼赞和乔治·冈纪兰姆等人。
          成立于1895年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是法国大革命的直接产物。这个在校生总数只有200来人的“袖珍式”师范学校,每年的招生人数只有50来名,却在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孕育出了10位诺贝尔奖得主?穴文学奖3位,物理学奖5位,化学奖和经济学奖各1位?雪,8位菲尔兹奖?穴数学诺贝尔奖?雪得主,4位沃夫奖得主,1位阿贝尔奖得主,以及1位总统,2位总理,2位参议院主席,不同政党的若干领袖和更多的政府阁员。如果你仍然不认为这是个奇迹,就请再看一看它培养出来的以下这些人的名单——除去前面提到的几位外,有饶勒斯、柏格森、迪尔克姆、罗曼·罗兰、班达、阿兰、梅洛-庞蒂、西蒙娜·薇依、福柯、热奈特、德里达、布尔迪厄……
          谁能想到呢?就是以上这些人,不仅要成为他们所处时代的法国知识分子主将,而且将深刻地影响20世纪人类思想的进程和走向。凡此种种,不能不使人对它充满好奇。
          自大革命以来,法国就成了人类各种先锋思想理论的巨大实验室。发生于上一次世纪之交的德雷福斯事件,是现代知识分子史上一件里程碑式的壮举。事实上,“知识分子”一词就是时任记者的克列孟梭,首次用来指称那些串连请愿、要为德雷福斯翻案的文人和艺术家们的;在此之前,只有分散的哲学家、作家、诗人、教授、艺术家等个体。从此,“知识分子”这一形容词就变成了名词。它被用来指称那些在知识和思想艺术领域里取得一定声誉,从某种世界观或某些道德伦理的角度出发,以阶层意识和集体方式参与社会事务的人士。他们不再像歌德与拉马丁那样,通过成为某议员或大臣的文人而介入社会,而是通过发表文章,签署请愿书或出版书籍来行使思想的权力;他们从各自所属的阶级里游离出来,自觉地承担起社会运作的枢纽,无论革命还是反革命,都是无役不予。
          20世纪人类的思想史,可以描述为知识分子与马克思的关系史。正如该书中所显示的那样,法国亦是如此——贯穿了德雷福斯事件、一次大战、苏联成立、法西斯的崛起、西班牙内战、二次大战、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国“文革”、越南战争、古巴战争,直到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等一系列事件的,是左右两翼知识分子异常激烈的思想斗争。亦如世界思想界的情况一样,至少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主宰法国知识领域的一直是左翼思想家们。
          而从某种程度上讲,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正是20世纪法国左翼思潮的重要策源地和大本营。在这方面,初期的图书馆馆员吕西安·埃尔和自1950年在学校连续任教30年的阿尔都塞是巴黎高师的真正灵魂。正是被誉为知识界“默默无闻的伟人”的吕西安·埃尔,牵头发起了为德雷福斯翻案的运动。这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教师资格考试的第二名,为了在精英云集的高师争取到更多为受压迫阶级的事业而奋斗的战士,自甘放弃在教育界或政坛一展身手的机会,选择了图书馆理员这一卑微的职务,先后将克列孟梭、饶勒斯、莱昂·布鲁姆和夏尔·贝玑等人引导到社会主义事业中来。而被称作“高师列宁”的哲学家阿尔都塞,则是二战之后巴黎高师名副其实的思想舵手。
          在校园之外,统领着整个法国两大知识阵营的领袖,则是当年被高师同学们亲昵地称为“小伙伴”的萨特与阿隆。被不久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勒克莱齐奥称为“头号当代人”的萨特,不仅是除去法共、社会民主党和左翼基督教派等之外的知识分子左翼的象征,也是整个时代的核心。高师人班达在1927年发表的《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提出的“做非宗教的、功利主义世界的恶人,做文明的担保人或者见证人,这种文明把道义至上意识注入到精神崇拜的和普遍的思想之中”的知识分子天职,在萨特的身上得到了卓越的表现。而阿隆则是右翼知识分子当之无愧的旗手。此右翼并非源自反革命时期的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和保皇主义的右翼,而是源自法国大革命不仅不反对共和民主,反而要时时拥护和复活共和民主的右翼,它与前者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对社会主和共产主义的反对。
          进入1980年代后,随着萨特与阿隆的先后去世,尤其是社会主义实践遇挫后,随着代表着“平等、正义、良知、理性”的人文精神在全球范围的大退潮,保守的右翼思想则开始普遍升温——但探讨这两个平行事实之间的联系,却并非本文的任务。对萨特来说,他幸运地没有看到理想主义的被冷落,阿隆也遗憾地没有目睹到自己身后的辉煌。甚至在中国,与阿隆持有相近立场的施特劳斯、科耶夫、伯林、阿伦特、艾伦·布卢姆,甚至法西斯主义思想家施米特等著名右翼思想家的名字,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我国学界一些人在翻译界的引领下,对当代西方学界亦步亦趋的接轨,不可谓不虔诚,然其对于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向背,亦不可谓不暧昧。
          所谓思想,并不具有绝对价值,无论激进还是保守,理论只有在与现实的互动中,才能显示出其意义和优劣。当萨特一代登上历史舞台之时,一边是病态的金钱帝国,一边是病态的国家社会主义,选择的困难自然不言而喻。更不要说,首先,如果思想并非独立精神的结果,或思想与行为不具有同等的价值,甚而要按所过的生活去思想,而不是按所想的去生活,那就从根本上取消了思想的意义;另一方面,哲学的特点就是绝对,政治的特点则是相对,如果把政治搞成哲学,那将超出现实的人的能力界限,而把哲学搞成政治,那哲学家就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而只要有专家和演说家就足够了。
          当然,萨特与阿隆并非巴黎高师的最后光荣,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在他们之后,福科、热奈特、德里达、布尔迪厄等人,仍在不断地为这所著名的大学校续写着荣耀。但是毕竟,他们的去世象征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此后的高师人,与整个法国及世界知识界一样,不再热衷于集体行动,而是以强烈的个人色彩,加入到了你我正身处其中的,这个越来越暧昧不明的时代氛围之中。
          眼前的这本书的书名,乍看之下,会令人产生错觉。其实,它既未讲述巴黎高师体制之历史,也无关其教育思想之演变,而只是以时间顺序,结合法国历史——主要限于20世纪的重大事件,叙述了这所文理兼备的学校里,部分文科师生的故事。其法文原名《高师人》也不够准确,以“文科高师人”或“小于1/6的巴黎高师史”来称它,似乎更合适些。而且,即使作为一部立意不高的群像纪实类作品,该书在取材和结构上也稍嫌失衡——比如对法西斯分子巴西亚克、参加格瓦拉游击队高师学生、以及阿尔都塞杀妻等事件过度详尽的描写——至于不时的轻率议论,则更暴露出其哗众取宠有余而学术严肃性不足之瑕疵。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我所知,截止今天,这仍是汉语界关于巴黎高师的唯一一部译著。鉴于该校在思想史和社会史上如此炫目的成就,这本阅读起来相当轻松的轶事集,仍能带给我们诸多并不轻松的关于思想的联想。除此之外,针对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兼并扩招、增加学科、扩大规模的改革现状,这个著名的“袖珍”大学校,是否也能带给我们一些启发呢?


          《巴黎高师史》 弗朗索瓦·杜费 皮埃尔-贝特朗·杜福尔著 程小牧 孙建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24.80元